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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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網氏
囿於僱傭、職務、性別、種族、族群等多重交織的權力關係,性侵害、性騷擾受害人經常因害怕危及個人的生計、事業發展、社會關係而噤默不語,使得加害人得以繼續行惡。
另一方面,社會環境的氛圍若不利於受害者站出來指控,一旦說出來,輿論可能放大檢視受害者的一言一行,因而造成加害人選擇隱忍、沉默的結果,這就好像質疑某位同志朋友說:「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你為什麼不出櫃?」在反同、缺乏友善環境中,對出櫃的弱勢一方往往是另一重的壓迫,與權勢性侵害、性騷擾受害者有類同的處境。
一旦有人逾越身體界限,做出疑似性騷擾行為時,被騷擾的另一方是否有選擇說與不說、站或不站出來舉發的自由權利?這是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在其粉專評論日本政壇疑性騷擾事件所拋出來的話題,值得台灣社會一起省思……(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