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娟娟 北縣家防中心總督導
曹小妹妹上報的第一天，我正為縣內其他兒少保案件的外部壓力忙得焦頭爛額，無力認真了解這事的來龍去脈，當然也不太敢看這些新聞，怕接觸之後把心裡頭僅剩的能量耗盡，那，眼下這麼多的事該怎麼辦。
但，還是很快知道這一切，很快地媒體效應也反應在通報量上，網絡成員人人自危、所有案件都被列為高度優先（但社工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接著，一如預期般，果然中央迅速公布控制機制，再次加重社工員的責任，又是中央買單、地方付費……………..
在一片抱怨指責的氛圍中，很難得看到「社工工會籌備小組0423抗議內政部卸責新聞稿」中深入描述了保護型社會工作的六大困境，包括
「非自願性案家，與社工關係張大力」、「案家刻意迴避、社工成功訪視不易」、「社工管轄區域大，權、責不相對等」、「人力不足、案量過多，人力耗損嚴重」、「無人身安全與職災保護措施，增加離職率」、「契約工僱用型態，阻礙人才長期留用」，並提出「全面檢討從事高風險、兒少保等保護型社工的政策思維與價值，反省服務模式，從而檢討政府部門所賦予社工的角色與責任」、「召開實務工作檢討會議，邀請前線保護型社工參與討論，反對由上而上的精英式檢討機制」的論述。
身為基層的兒保督導，也很想呼應新聞稿內容，分享心得與慘痛學習。
10年多前，在開始擔任兒少保一線督導前，我跟同事們有機會讀了一本1997年的書「Combatting child abus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trends」(N. Gilbert, 1997)，書裡頭比較了9個國家的兒少保系統，並將其分為「兒保取向」、「家庭服務取向：強制通報」、「家庭服務取向：非強制通報」三大類，書中提及因著各國福利體制的不同、對兒少保問題採取不同立場觀點，因而產生不同的介入處遇模式。在這本書裡，我發現原來有些國家（包括非英語系的歐陸、北歐國家）將兒保議題視為是家庭衝突或失功能問題，是社會或心理問題，源自於服務或公共福利不足所引發的心理社會困難，因此這些國家的解決問題方案是回應家庭需求，而非採取偏差控制、拯救孩子的處遇模式。書中把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三國列為「兒童保護取向」，此一取向視「虐待」為個人、道德議題，因此採取調查、拯救、強制安置等處遇模式。這本書讓我知道，顯然我們的兒童福利法是複製美國的兒保取向，所以強調通報、重懲處，視不當對待為家長個人議題，但，其實可以有不同視也立場與工作取向的。
開始擔任第一線兒保督導後，我愈來愈能體會，強調通報只是簡化問題本質，讓政府看起來似乎有在做事，但規避了社會結構與資源問題。所有第一線的社工員都知道，並非「通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社會資源、結構、心理衛生體系沒有改變，那只是讓社工員個人承擔這些案家的困難與問題罷了。然而，這麼多年來，「一通電話、救個家庭」的迷思充斥著這個社會，當政者未能從根本做起，讓地方的福利衛生服務更加密集、及早提供困難家庭所需的各項服務，只是不斷用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策略將問題個人化，而被通報家庭因著隱私被侵擾，對政府出現更負面觀感。不斷宣導通報的同時，社工員疲於找尋孩子、而民眾對社工員訪視抱怨陳情不斷增加，社工員因而身陷拯救孩子的社會期待、與案家的抱怨之間，動彈不得。美國的兒保經驗已經發現，當社工員將的心力耗費在即時調查時，不僅讓社工員疲於奔命，同時也使得社工員無法花力氣協助那些進入兒保體系、真正需要協助的家庭，因而部份美國學者認為應重新檢視強制通報法、與兒虐定義（N. Gilbert, 1997）。當“通報”如火如荼地在台灣社會漫延開來，我們更應該停下來省思美國的前車之鑑，重新檢視兒保體系真正希望解決什麼議題、並思考兒保工作的範疇與界線，而非不斷加重兒保社工員的負荷與責任，假「保護被害人」之名，行「剝削社工員」之實。
91年下半年本縣家內性侵害媒體案，是我在兒保工作的另一個慘痛學習。當時因著外界的抨擊引發個人、組織間極大的艱熬與負擔。我有機會在這段痛苦階段讀了另一本書，因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治療效果，這本書集結了1992年在美國所舉行的研討會報告內容，書名為「The backlash: Child protection under fire」(J. Myers, 1994)，書中共有八章，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探究社會對兒童性虐待的反撲現象。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Pizzini(1994)提到美國兒保強制介入架構背後的價值是衝突且不一致，致使兒保方案目標模糊且衝突，包括兒保工作被視為有責任預防兒童虐待，但經費與方案卻不足以執行此一目標，既有福利體系無法提供足夠預防性協助，卻希望兒保工作能協助所有家庭；此外，通報法與福利法規衝突，前者希望盡可能將所有需要的兒童納入此一體系，後者卻以嚴苛規定排除有需要的家庭。社工員持續在這些衝突與模糊不清狀態內被要求要與父母、兒童工作，在某些狀況下社工員有可能因安置孩子而被批評是＂反家庭的＂，在另一案件中則可能因未安置孩子而被抨擊未能善盡保護責任。
這本書給了我某些「慰藉」與「答案」，原來，國外兒保體系也不斷出現被攻擊、被污名化的狀況，原來，不是只有我們會經歷這些。此外，看著別人的經驗，讓我有機會重新看待並思考媒體的批評與外界缺乏善意的環境，理解這或許是既有體系的困境、及民眾需要更多教育與學習所致。
慢慢地，因著兒虐致死案的發生與檢討，我閱讀了兒保兒虐致死的國外文獻，特別是英國的兒保書籍，讓我對搖擺不明確的社會態度、以及兒保社工的難為更有體會。1970年代M. Colwell兒虐致死案件，當時兒保社工員被批評為軟弱消極，溫和的家庭取向受質疑，因此要求社工員應更聚焦於兒虐議題、介入方式應該更具強制與侵入性(intrusive)；然而，1987年Cleveland兒保事件，社工員又被批評過於強制、忽略了家長權利，兒保社工員轉而被要求應重視父母參與、夥伴關係，回復先前家庭支持取向（Corby, 2000, p.34-61)。英國兒保體系就隨著重大致死案發生，持續重覆著大規模的調查、修正實務工作、改變政策與立法等變革。兒保社工員，因而身陷這些搖擺而不一致的社會壓力下，不斷被指控為訓練不足、敏感度不佳，持續成為體系失敗的代罪羔羊！
身為第一線兒保督導，我清楚知道社會期待社工員要能「正確」判斷，也充份理解「過與不及」的難為，“太過”將導致社工員過當反應、濫用權力，“不及”則讓社工員無法發揮保護功能。只是，社工員也是系統的一份子，很難不受系統壓力所影響，一旦外界缺乏支持、充滿了惡意與指責時，這些壓力很容易轉嫁至社工員與案家的工作，連帶讓社工員更難客觀且持平看待案家困難。
這些年來的兒保工作雖然讓我看到許多悲劇，但也讓我清楚多數的家庭是有困難的，真正意圖傷害孩子的惡意父母（所謂的＂壞人＂）的比例真的不高，所以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並回應這些家庭的困難呢？這些家庭也跟社工員身處同樣的社會脈絡下，當社會採取更強制並將問題個別化時，家長也會感受到社會氛圍與態度；這些「強制」與「污名化」使得家長易對抗社工員的介入，而家長的拒絕、對立也容易使社工員掉入權力拔河或裹足不前的狀態，「社工員」與「家長」兩造因而都陷入調查與強制處遇的社會結構裡困境中，不易動彈。如果我們無法正視這樣的結構所帶來的工作困境，一味簡化為訓練與經驗不足，可預期終將難以找到出路的。
到目前為止，很遺憾當政者似乎沒能看到並思考「社工工會籌備小組0423抗議內政部卸責新聞稿」的內容，無法聽懂、並停下來思考結構與問題本質，0425內政部的新聞稿，要求社工員在時限內見到孩子，要網絡成員留住孩子，讓社工員可依循行政執行法規定破門而入。這些將只是強化既有體系困境，且無助於解決問題，可預期的是，接下來所有的網絡成員會更加緊張焦慮，而這些壓力將轉嫁至社工員身上、一味要求社工員安置孩子，而社工員則更疲於奔命於調查案件、一再承擔無法負荷的重責。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強制力將傳達出這些家庭是罪惡的、且更標籤化這些困難家庭，連帶也導致社工員後續與案家的工作更加不易。就像宣導通報後，接著指責社工員受理通報後未善盡職責；當社工員表面上被賦予愈來愈多“權力”的同時，持續的抨擊與指責恐將永無止盡。
社會工作仰賴＂人＂來執行助人工作，換言之，社工員是執行保護性工作中最重要的資產。十年來，我深刻體會了培育一個兒少保社工員有多麼不容易，社工員得要應對衝突對立、學習自在行使權力、同理並貼近家長的困難，在模糊不確定情境下得要勇於承擔、並保有希望，此外，還得在錯綜複雜案家情境中找出可工作的空間、協助改變，同時也得面對網絡成員擠壓與轉嫁………。但，不良決策卻極可能輕易讓保護性工作環境更加惡化，且連帶導致保護性社工人力的耗損終結！
美國的兒保的通報體系不斷受到批評，出現「窄化」的呼籲（J. Waldfogel, 1998）。英國兒保體系逐步發展出更多的控制機制，但這似乎並未讓英國的兒保更好，反倒引發更多檢討；甚至有學者提到英國的兒保實務工作深受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影響，充斥了高度焦慮、擔心犯錯遭咎責等氛圍，並形成所謂「清單文化(checklist culture)」，藉以保護社工員、應對擔心犯錯所引發的內在恐懼（A. Cooper, R. Hetherington, K. Baistow, J. Pitts & A. Spriggs, 1995, p. 112）。在此當下，英、美國家的前車之鑑均值得借鏡、深思，也希望當政者能藉此避免重蹈覆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