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工業民主

　　　　　　　　　　　　　　　　　　　　　　　　　　　李健鴻

　　「瑞典模式」素來為世人所稱羨，不過一般多將注意焦點放在其良好的社會福利與強大的工會力量，至於與瑞典發展密切相關的工業民主（及經濟民主），則較少研究，本文的目的便是針對瑞典的工業民主之發展、激進化及退卻的過程，做一歷史性的描述與討論。

瑞典工業民主發展的背景
瑞典工業民主的戰後策略演變
共同決定制
經濟民主的嘗試
經濟民主的挫敗
結語

一、瑞典工業民主發展的背景：

　　瑞典所發展出的工業民主，是十分獨特的歷史經驗，一般而言，瑞典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發展出工業民主的方向，主要是因為瑞典具有下列幾項歷史背景因素：

瑞典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和其他北歐國家比較起來，是較為平順且和緩的過程，沒有產生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因此能夠形塑出良好的民主制度及民主素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社會改革與工業民主。
瑞典由於社民黨長期執政，至今已超過五十年，自1932年到1976年，以及1982年到1991年，瑞典社民黨均在位主政，這其間它所獲得政治支持比率都十分的高，因此能夠進行有效的政策制定與推動，改變發展方向。
瑞典社民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特別是藍領工人的工會支持社民黨的程度十分高，平均高達七成五以上，即使是白領工會，支持比率也有四成，因此社民黨在推動相關的勞工政策時，多能獲得工會的支持，並且彼此相互配合推行。
瑞典的工人組織程度很高，具有強大的集體力量。瑞典工業民主的成功基礎，乃是來自於工人的高度支持，他指出：瑞典工人參加工會的比率，平均為71%，其中，白領工人參加工會的有100萬人，藍領工人有210萬，有學位白領工人有17萬，合計327萬人，佔瑞典總人口860萬的近四成，十分的高。

　　依照Korpi的說法，瑞典工業民主的成功，便是在於勞工運動及工會力量的強大，得以有效的將工業民主議題轉化為政治實踐，以具體的政策加以推行。例如：共同決定法的施行，同時，也由於勞工提供了足夠的政治支持，使社民黨能夠長期執政，因此能夠具體地擬定並施行有利於勞工的政策。

二、瑞典工業民主的戰後策略演變(20's-50's):

　　瑞典工業民主的戰後策略演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次世界大戰後，瑞典社民黨的國有化政策遭到挫敗，在選舉中失利下台，直到1928年才又有機會上台。再次掌政後，社民黨乃改採整體的經濟計劃，也就是以國家的力量介入產業方向的改造，來加強國家對公共領域的控制。這次的改變，除了一方面由上而下的公共控制之外，同時另一方面也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亦即讓企業內的勞資雙方可以共同決定企業的事務，但其範圍十分有限，方式上也止於告知勞方相關資訊，以及必要之諮詢。
1938年，瑞典的勞、資兩大代表陣營，LO與SAF，達成了一項基本協議，一方面資方接受工會提出的團體協約，並互相簽訂協議，另一方面工會也承認資方的僱用權與解僱權，這可說是瑞典第一份集體的勞資協議，代表了勞工以集體的力量，在相關的基本勞動條件上的要求已經得到承諾。
1945年，二次大戰剛結束，瑞典社民黨為振興經濟發展，便提出了一份強調計劃經濟的綱領，進一步強化了原有的國家介入程度。然而由於在1948年中，社民黨再次選舉失利，由 1944年的57%下降到52.4%，因此社民黨便放棄與中央黨的聯盟關係，改而與農民黨合組聯合政府，這意味著從戰後激進化的經濟綱領，退卻到只顧及福利事項，至於進一步提升勞工權利及促進勞資平等關係的計劃，則暫時未提出。
到了1950年代，社民黨改採較為迂迴的策略，重新恢復有關勞工權益問題的討論。自1956年起，瑞典的工資便以勞資談判的方式來進行，而不是國家直接的干涉。1964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這種工資集體談判制度的法律效力。這種工資集體談判制度的意義在於：挑戰當時既存的工資市場決定論，期望透過較為民主的形式，由勞資共同談判決定，並且，縮小工資差距，達到較為平等的境界，並且加速產業轉
型。

　　總結這幾個階段的變化，可以發現瑞典工業民主在這三十年間的發展，具有很強的策略性，亦即並非一以貫之地推行，而是視人民的支持與反應而不斷在整調。但是基本上，瑞典社民黨所採取的乃是一種積極的勞動力政策，亦即由勞、資、官三方組成的委員會，按照資本的需求來調節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工資的調整幅度，因此實際上尚未挑戰到資本的運作邏輯。

　　1966年，社民黨的得票率降到1934年以來的最低點，經過內部長時間的檢討後，認為失利的主因在於：意識型態未能凸顯，以致無法區隔。因此，在1967年的黨代表大會上，乃再次提出以「計劃經濟」的理念來推動產業政策，於是便在公共投資規劃、長期經濟預測、及產業發展方向等各方面加以重新管制，具體的政策包括：設立工業部、國立投資銀行及工業科技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同時最重要的是，社民黨並設立退休基金，保障勞工退休、生活。

　　1972年到76年，瑞典國會通過一連串的「共同決定制」相關法律，其中包括

工會所屬的「安全委員會」的權力增加，以確保勞工的工作安全；
嚴格規範資方解僱勞工時的程序及要件，如在事先一定期限內必須告知工會及政府、一定人數以上的工廠裁員時，必須有一定相對的預告期；
董事會中有工會代表出席，參與工廠的決策，對工廠的重要發展方向發表意見，這就是著名的「共同決定法」。

　　上述這些法律中，1976年的共同決定法乃成為瑞典工業民主的核心，其中規定，凡25人以上的企業，工人代表可參加董事會，了解公司的業務活動，並擁有發言權。這項法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破除了雇主協會(SAF)自1938年以來一直堅持的解僱及僱用權，使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相對提昇許多，形成了民主制度在企業中的進一步落實。　　比較起來，瑞典的共同決定法與德國的共同決定法有幾點不同：

門檻人數不同，德國規定５人以上企業便必須實施，比瑞典的25人嚴格許多；
參與主體不同，瑞典勞方的參與主體是工會代表，但是德國則是由工人直接選出「工廠評議會」的代表，並規定至少必須有５名工人代表，以期真正使勞工能夠表達一定的意見；泋
參與程度不同，瑞典共同決定制中，工會所能參與的層次與方式僅止於發言權及諮商權，並不像德國的工廠評議代表還擁有表決權，雖然德國的工人表決席次所佔董事會的比例，始終低於資方代表，但已比瑞典為佳了。

　　因此，嚴格而言，瑞典的共同決定制，尚比德國不如一些，主要原因是德國具有歷史悠久、傳統力量力很強的工匠行會組織，使工人的自主性相對較高，因此自然比瑞典好。但是，如果將瑞典與法國相比時，則瑞典顯然又比法國進步，因為法國的工人代表只擁有被告知權及必要的諮詢權。

四、經濟民主的嘗試：

　　工業民主的訴求重點僅只於要求工人參與管理層面的權力，至於經濟民主，則已進一步要求工人對於企業「所有權」處分的權力，因此，經濟民主是比工業民主更進一步的理想。

　　1975年，瑞典藍領工人總會(LO)的經濟學家Meidnev Plan提出一項建議：凡是50-100人的企業，須將20%的的紅利，以發行新股的方式，由「受雇者基金」(Wage earner fund)擁有，至於處分受雇者基金的權力，則一半由公司員工代表，一半由LO指定。隨後這項建議，並且在1976年納入LO的綱領之中，企圖落實推動。

　　基本上，「受雇者基金」這項方案的原意是：強調只針對企業的新財富（紅利）加以重新分配，而不影響既有財富的分配，同時還增加一項誘因：新增發行的股票給工會者，可以免稅，並且認為可以增強公司自籌資金的能力，以及促進勞資合作，因此資方應該不致於反對，但是卻依然招致資方的強烈反彈，甚至導致歷史上首度的資本家上街頭示威抗議，使得勞資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

　　檢討起來，為什麼瑞典的LO會激進化，提出受僱者基金的方案呢？Korpi認為是因為勞工的力量強大了，想要進一步改變社會的結構，因此便想朝向經濟民主的方向發展；但是這個解釋卻不甚充份，因為瑞典自六○年代中期之後，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便逐年下漸，總計 1965-85的二十年間，下降了18.9%，這一種趨勢意味著傳統的勞工階級力量正在減弱，而相對的新興服務業部門的受薪階級人口則在上升中，這種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致使LO的危機感增強，而必須提出新的號召，受雇者基金乃應時而生。

　　進一步來分析，新興的受薪階級，其實是一群分化的受薪者，分屬於不同的服務部門，有著不同的社會地位與收入，更重要的是：他們與傳統的勞工階級，在稅賦公平與收入分配兩方面，出現了分歧，因為對他們而言，必需繳納相對較多的稅賦，但卻未能享有相對較好的福利，因而難以滿足，乃開始與傳統的勞工階級出現了鬆動的關係。

　　因此，受雇者基金的用意便在於：運用傳統勞工階級與新興受薪階級的共同特點——受人僱用，以一項共同的基金，將他們團結起來，因而受雇者基金具有團結與聯盟的重要策略意義。這項功能從積極面來看時，具有替代自1964年以來施行的團結工資、集體談判的作用，因為在資本外移的壓力下，瑞典的國內投資逐年下降，資本家抗拒既有的工資集體談判制，不願再調升工資，致使這種以集體談判工資來團結勞工的方式失去效用，而受雇者基金則正是以另一種形式，來再度企圖團結不同利益的勞動者。

五、經濟民主的挫敗：

　　受雇者基金的提出，不但未能促進原先設想中的勞資合作，反而引起資方的大反彈，導致挫敗。1978年，LO在經過兩年的重新研究之後，提出了一項新的方案：即成立兩個基金，一個仍是原本的具強迫性的紅利成立新股，依然是集體擁有；另一個則是自受薪者的薪資中抽取新的薪資稅，但由政府管理。這項修正顯示了LO的退讓，因為受薪者也必須付出代價，而不再能夠直接分享紅利，如此一來，原本只須35年便可以逐漸取得49%股權的受雇者基金，威脅性便大幅降低，無法再獲取如此高的股權。

　　1981年，由於資方仍不同意新方案，認為仍然太過嚴苛，因此乃再次修正：即只針對超過某一定額的「超額利潤」來分紅，同時必須完全到股市中購買，不再是集體擁有，因而受薪者不一定能購得擁有，除非股東願意出讓，而此一出讓很可能必須是出高價方能購得；第二項修正則是成立24個地方性的基金，使原本的基金數額分散，如此一來，受雇者基金將難以再順利奪取股權，只因力量不夠吞併釋出的股份。

　　1983年，瑞典國會在經過了長時間的辯論之後，終於通過了一項新的折衷案：即企業必須將20%的利潤上交政府，存入中央銀行，成立投資基金。由於生產技術研發經費所需，使用時並且必須與工會協商具體的用途。這項改變意味著：基金不再是用來取得股權，而只是用來作技術研發，不但對資本家無傷害，反而有長遠的產業升級利益。因而，經濟民主的基本精神─勞資共享所有權，至此已然喪失，而成為只是一項妥協下的互利產物。

　　檢討起來，受雇者基金的挫敗，除了過於冒進，未充分準備便上場論辯，致使立論基礎不穩之外，更重要的是：

在國際競爭壓力升高的情況下，資本家出走的傾向本來便已增加，因此受雇者基金方案一提出，便招致資本家的反彈；同時，雖然只是分配利潤，不是分配財富，但是由於可以間接奪取股權，因此資本家自然心生警戒，更嚴重的是，利潤分紅比例過高，資本家的回收不符成本，資本累積的過程將因而遲緩，這些都是資本家不願意見到的後果，當然會反對激烈。
由於勞方企圖透過受雇者基金取得股權，資本家為求自保，也開始走出原本的政黨支持態度，向社民黨靠攏，而社民黨由於也已思考到想爭取其他階層的支持，內部有一部分人士也開始立場動搖，想要發展與資本家的關係，雖未具體化，此舉卻已引起LO的反對，致使LO與SAP之間不再如往昔一樣團結，影響了共同的推動力量。
民意的支持下降。由於過於複雜，致使一般民眾無法充份理解這項方案，甚至連LO本身的工會成員也不完全清楚明瞭：到底受雇者基金對自己有什麼直接的好處？因為它不是由工人自己獨享，而是集體擁有，因而感受不深。在這種情況下，受雇者基金原本應該好好宣傳它自己的好處與重點，但卻反其道而行，愈改愈複雜，使民眾更不知道它是什麼。從 1985年，SAP大選得票率下降１個百分點，可以看出這種意向，因而被右派政黨抹黑成全部失敗。
LO本身立場也搖擺不定，甚至在兩次的自我修正中，一直在退讓，無法堅守立場，一致對抗資本家。在這種情形下，更不用說LO與白領工會TCO的合作，因此受僱者基金所能發揮的團結功能便不如預期了。

六、結語：

　　1991年，SAP大選落敗下台，連帶地也使工業民主的發展產生了阻礙。雖然上台的中間及保守政黨聯合政府，不至於取消共同決定制，但卻企圖增設限制及恢復資本家的僱用權，並且想要凍結投資基金的使用，雖然並未成功，但卻已經使得工業民主及工會的發展，出現新的變數。

　　這種雙重的問題，使許多人開始憂心，開始探討「瑞典模式」的未來，甚至有人提出：是否瑞典模式已終結了？這些疑問，歸結起來，主要有下列幾點：

SAP要如何發展出新而有效的階級聯盟策略，來吸引廣大的新興受薪階級？SAP是否可能改變結盟對象，與小資產階級聯合？如此做法，是否是一種對社會民主與工業民主的背叛？目前這個問題已引發SAP內部不小的分歧，有一派認為要執政便必須擴大結盟，即使是小資產階級也無妨，一派則認為此種作法無異與虎謀皮，前者是年輕一代的幹部，後者則是老一輩的領導者，老青兩派正在大辯論。
到底工業民主要如何繼續發展？這個棘手的問題，各方看法殊異，LO的激進派認為應該再發展受僱者基金，使之既合理能被資本家接受、同時又能真正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但是反對者則認為此法不可行，應該回過頭來強化共同決定制，提升共同決定的工人參與層次，以及擴大共同決定的範圍，也就是放棄經濟民主，深化工業民主。但是其實經濟民主乃是工業民主的延伸，工業民主則是經濟民主的基礎，二者並不矛盾，工人對於管理權與所有權，同樣均可爭取，只是在程序上與方法上，必須加以深究，使二者良好配合。
工業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應維持何種關係？特別是在國際競爭激烈的壓力下，如何能使資本家接受工業民主有利於提升競爭力，而不是扯後腿？這個問題涉及到的是：工業民主與決策效率之間的調和，以及國家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的問題？是積極介入或是放任自主？極需在理論上加以深入研究。

　　總之，瑞典的工業民主雖暫時緩和，但並不意味著消失，只是必須更積極設法解決這許多新生的問題，提出新的策略，使工業民主能夠繼續發展。

原載於　《新潮流》第十二期 199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