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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病房、醫療相關輔具如移位機等，並不是所有病房都有，也因此障礙者每次就醫時，都必需將就現有的環境、器材克難地完成診察或治療，也造成障礙者不願意使用政府提供的醫療保健資源如子宮頸癌抹片檢查等。此外，診所的無障礙普及率低輪椅族望門興嘆、聽障者「臨時生病」要「臨時」申請手譯員協助，也常有困難。(繼續閱讀)
活動一開始，智青與阿公阿嬤總是默契不足，常常雞同鴨講，說也說不通，或是雞講了很多，但鴨子還是在聽雷，楞在那。後來，有位阿嬤主動分享：「我就先陪他做，慢慢教他，示範給他看，這樣他就會了，啊我自己的，等回家再做就好了。」其他人聽完後，都表示這個方法好，紛紛跟進。(全文)
一開始都還蠻順利的，到了第六次做化療的時候，醫生說我的腫瘤變大了一點，所以我的療程有變化，在打新的化療藥時我非常的不舒服，可是之後都不會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習慣了，這個化療藥只打了三、四次，醫生就又說要移植，我知道的時候大哭了一場，因為尹柔姐姐那時候已經做完第一次的移植，她跟我說做移植會很不舒服，可是我還是鼓起勇氣面對了。(全文)
2011年，我領到生平第一支手杖。
當時的我，視線逐漸模糊，出門在外時得用雨傘探測地面的高低落差，小心翼翼地行走。但因我個子較高，再長的雨傘也顯得太短，用起來總是不順手。
所以一拿到手杖，我就興奮地打開，用社工教的方法，走上街頭試用。我對它的長度感到滿意，如此一來，我出門就方便多了。
當我搭車回到居住的小鎮，卻在拿出手杖前猶豫了。這個小鎮裡，有太多的人認識我。如果碰上他們，我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那些震驚、難過、關心與探詢。但為了能再次陪兒子上學，我申請了第一堂定向行動課。
我請老師讓我到離家稍遠的地方才拿出手杖練習，因為我不知道鄰居們會以什麼方式議論我和我的手杖；也不知道家人能不能承受這樣的議論與壓力。(繼續閱讀)
「尊重」思覺失調症病人也是人、「理解並支持思覺失調症病人復元的歷程與支持要素」，唯有如此，才能縮短患者與醫療的距離，拉近患者與家庭、與社區的距離。而這才是保障 不再有因思覺失調症導致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唯一的路，在精神社區服務這一領域，我時常和家屬們分享，似乎有許多近路，但看起來最遠的路，繞一大圈(有時是數十年)後回頭看，常是唯一的路。 判兇手極刑 是近的路。(閱讀全文)
黃雅雯表示她目前正在就讀的台北大學，校內最近的一間便利商店也是因為入口沒有斜坡，輪椅無法進出，後來的補救方式就是讓輪椅從後門進出，現在防疫期間後門關閉，坐輪椅的學生如果臨時要買些物品，必需改到學校大門外的對街馬路購買，這些例子都證明：所有的規劃如果一開始就沒有納入身障者的使用需求，那麼所謂的「補救措施／替代方案」在緊急時刻，不但完全派不上用場，還可能得多花人力協助。(全文)
自1月底以來，許多非營利組織的活動或許暫時停辦，但工作人員的工作量並沒有減少，為了降低服務對象感染肺炎的風險，各種服務流程必需重新設計，而為了配合政府減少外出的宣導，日間服務或活動也改成室內，輔導員或老師都得重新設計課程內容，從文章中可以看到工作人員、老師們這段日子很努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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